吉龙云家｜人类自己制造了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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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名国著名科学家致力于寻找艾滋病的病原体和治疗方法，却很少问津发病的起因，即使有的科学家提及病因与非洲绿猴有关，也不加深究而轻易地默认了。通常，欲要有效地扑灭传染病的滋生，首先要查明发病的起因，由此才能有针对性地找出防治方法。何以对艾滋病的做法却一反常态呢？对此，日本神奈川县立医院内科主任永井明认为其中定有难言的隐情。
“艾滋源于非洲”说质疑
首先，永井对目前提出的艾滋病最早起源于非洲绿猴的说法表示怀疑，认为没有任何根据。如果说在中非扎伊尔等地有吃猴肉的习惯，很可能是男女在捕捉猴子时被咬伤，或者在杀猴的时候因接触猴血，致使病原体钻进人体内。那么，令人不解的是，非洲绿猴早在几万年前就与人类一起共存，何以现在才染上艾滋病？再者，既然中非是艾滋病的发源地，何以当地的艾滋病患者却很少。相反，美国从最初在同性恋者身上发现艾滋病以来，病例日见增多，却是艾滋病的新发源地呢？
目前，作为非洲起源说的根据是，大约十分之一的绿猴有称为类似艾滋病病毒的ＳＴＬＶIII（猴Ｔ细胞白血病病毒）。其次，非洲的艾滋病病毒抗体呈阳性的居住分布，与非洲绿猴的生息地区分布大体上吻合。再者，中非的地方病的症状与艾滋病相似，等等。但是，这些皆是推测，如果对各种资料进行深入追究，发现哪一个根据都很软弱。相反，它们最大的共同之处是基于艾滋病在非洲发生的预断下进行讨论。再如关于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是从中非黑人经加勒比群岛携带进入美国或直接携带到欧洲，这上也只是推测。
在医学界，最先主张非洲起源说是美国国家肿瘤研究所（ＮＣＩ）的罗伯特·盖洛博士，他是病毒学家，而且是该所艾滋病研究小组的领导人。盖洛博士的依据是于１９８２年提出的”艾滋病病原体是逆转录病毒”的假说。爱滋病是由逆转录病毒（在此是指ＡＴＬＶ，即成人Ｔ细胞白血病病毒）引起的，这种病毒大量分布在中非和加勒比海各国，基于这个假说做出了向欧美传播途径的推测。但是，不久判明，ＡＴＬＶ不是艾滋病病毒。按道理说，非洲起源说的根据已在复存在，艾滋病的起因仍不清楚。１９８３年法国马斯德研究所的吕卡·蒙塔尼埃小组从艾滋病患者身上首次分离出艾滋病病原体，命名为ＬＡＶ（淋巴结病相关病毒）。这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盖洛博士否定了蒙塔尼埃的结论。接着，他于１９８４年发表了ＨＴＬＶIII（人体Ｔ细胞白血病病毒III）是真正的病原体。此后，双方各自主张自己是第一发现者，并不断地相互攻击。
现在看来，这两种均属于世界科学界公认的四个科研组最早分离并鉴定出艾滋病的病原体。国际病毒分类学委员会鉴于ＨＴＬＶIII的命名能表示出爱滋病病毒的”家谱”，且它的发现者盖洛又是艾滋病研究的前驱，ＬＡＶ则是最先发现的艾滋病病毒的命名，因此决定将艾滋病病毒的名称暂定ＨＴＬＶIII／ＬＡＶ。
奇怪的是，此后医学界不再谈论艾滋病的起因在哪里，而致力于寻找爱滋病的治疗方法，这种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受盖洛等人的影响。由于政府、军方、制药财团掌握着研究经费，在权威的授意下，决不允许对艾滋病的起源越出现有说法一步，这种傲慢的态度表明在其背后隐去了艾滋病发生的真相。
一东一西并非偶然
从洛杉矶最先发现艾滋病患者，到以后波及美国大陆的东部和西部，何以在一东一西？如果探讨一下这个疑问，不由得发现奇怪的吻合。
１９６９年间，东部是马萨诸塞州新英格兰地区的猴园，西部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灵长类研究所，猿猴集体发生了伴随与艾滋病同样的免疫缺陷症的疾病。显然，这是进行某种病毒的动物实验所造成的。
另一方面，从时代背景来看，遗传工程正迅速发展，与生物武器的对象从细菌变为病毒的时间刚好一致，即在寻求作为新的生物武器的病毒的同时，在技术上基因重组为其实现提供了可能。而且这些研究的中心是设在马里兰州的迪特里克堡的美军生物战研究中心，与盖洛博士所属的ＮＣＩ有密切的工作关系。因此，作为动物试验的对象，有使用非洲绿猴的事实。
绿猴的艾滋病是在美军生物战研究中心感染了基因重组产生的新品种病毒。所以，不议论艾滋病的起源，不就是为了掩盖这个事实吗？而且作为动物试验用的绿猴，经调查是从非洲、东南亚通过美国西部到东部的美军生物战研究中心，这与此后艾滋病波及美国大陆一东一西恰好一致，显然，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
再者，人类染上艾滋病的原因，考虑是在军队监狱进行人体实验造成的。实际上，以囚犯作志愿者的形式（以缩短刑期等为条件），进行病毒的人体实验是人们早已熟知的不公开秘密。那些囚犯或许是为了逃避到越南战场服兵役而被关进部队监狱的，这是因为最初的艾滋病患者是三十多岁这一代，与越南战争时进行反战运动的这一代人刚好吻合。
以上的事实表明，艾滋病是在以越南战争为背景的美军生物战研究中心作动物试验，在部队进行人体试验产生的。鉴于其感染力弱，潜伏期长等特点，作为生物武器使用是不合适的。但是，谁也没有预料到进入８０年代后，潜伏在犯人中的艾滋病毒终于爆发了，它象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势不可挡。
我考虑这种说法是大有可能的。事实上，世界上的一些科学家和组织早就想到了，如英国反对活体解剖学会曾经指责”艾滋病是在动物实验室制造出来的”；前东伯林大学教授希卡尔博士指责”艾滋病是人为制造的”；苏联的《真理报》也指责”这种人为地制造出免疫缺陷状态的人类，很可能是美军开发的”等等。对此，美国政府以”东方的策略宣传”来加以搪塞。
需要指出，早在７０年代中，基因工程的初期成果问世之后，卓有远见的科学家就对此忧心忡忡。一方面，它确实给人类带来了新的希望。另一方面，它却也给人类带来了潜在的危险。最直接的潜在危险是被用来研制最新型的”基因武器”。遗传工程的新方法在理论上有可能较快地造出各种新型的剧毒病原体。
例如１９８６年南斯拉夫的一名记者向联合国揭露南非政府正在进行的一项灭绝黑人的”南十字星计划”，这是利用基因重组制造出的一种仅对有色人种起作用的”性欲狂”病毒，通过苍蝇携带病毒使人感染，一旦染上此病，男女就无休止地性交，直到身体衰竭死亡为止，而且染上这种病毒的女性不会生育。因此，用不了一、二年时间，整个非洲大陆的黑人将灭绝，甚至将祸及整个亚洲的黄色人种，所以这是一种非常阴毒的生物武器，艾滋病毒的蔓延正显示了这种可怕的危险。其次，科学家担心由于遗传学知识不充分，实验设备不严密，遗传工程技术可能给参加实验的人员和广大公众造成危害。
事实上，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早在７０年代英国曾发生两起这样的事故。在英国某研究所，有一天一名研究员突然发高烧，尚未等待查明病由就很快死亡。考虑到当时他正在从事基因重组培养有毒菌株，英国警方立即封闭了该实验室。事后查明，有毒菌株从密封的手套箱中泄出，随着潮湿的空气沾附在实验室的管道上，结果酿成这起死亡事故。幸而及早处置，如果这种菌株从实验室逃脱出来在人或动物的群体中扩散、蔓延，就会酿成无法遏止的灾难。
为了减小基因重组带来的危险性，１９７６年美国国家卫生院制定了一项安全实验规则，该规则将实验设备（物理的防护措施）分为P1-P4级。尽管防护措施的标准随着实验在进化等级上与人类越近，要求更严格，如在美国只设有很少几个P4级实验室，其中一个就是设在迪特里克堡的美军生物战研究中心，但是，人们怎能不担心何时何地，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突然有另一种”爱滋”病毒冒出来，威胁人类。
但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艾滋病的起因很可能将永远是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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