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龙云家|中医药饱受“科学主义”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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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科学主义”是一个狭隘的观点,他们认为只有很少一部分经典物理、化学、数学、天文属于科学,这种科学只产生于欧洲16世纪之后,其他知识都不属于科学;并且把科学绝对化,认为科学就是正确的,是衡量一切的标准,是真理的化身。

  ●科学主义不了解中医药的理论技术、历史贡献、现实作用与未来价值,提出“废医验药”的错误主张,要取消中医实行了几千年的指导理论,用定性定量分析的化学药品标准“检验中药”,不断地在各种场合、各种刊物上大肆兜售“废医验药”,蒙蔽了不明真相的广大民众,甚至按照西方的标准宣扬中医药必然被消灭,其危害是非常明显的。

  ●现代化,就医学而言,不应只追求形式,不应以时间定位,应该用最少的支出,以最短的时间,达到最佳的效果,这才是世界人民对现代化医学的要求。东西方文化是互补性很强的两种文化,我们不应该妄自菲薄,把中华文化处于“自我从属”的地位,而是要“与世界双向接轨”。中医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其先进理论部分是未来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仁心仁术”则是未来医学的最高精神境界。

  一百年来,中医药饱受“科学主义”的伤害,至今仍然没有摆脱它的羁绊。发展中医药事业,必须告别“科学主义”对中医事业的干扰。

  所谓“科学主义”是一个狭隘的观点,他们认为只有很少一部分经典物理、化学、数学、天文属于科学,这种科学只产生于欧洲16世纪之后,其他知识都不属于科学;并且把科学绝对化,认为科学就是正确的,是衡量一切的标准,是真理的化身。

  从“科学主义”的表现形式来看,有的极为霸道,不容分说,强行指责中医不属于科学,这是赤裸裸的“科学主义”做派,主要来自于外界对中医的伤害;有的含含糊糊,吞吞吐吐,说中医不属于科学,这种羞羞答答的“科学主义”,主要是中医界内部受民族虚无主义影响而出现的倾向。这两种硬的、软的“科学主义”,对于中医事业的伤害都很大,几乎不分伯仲,因此,必须提高认识,排除其干扰,才能使中医逐渐走向自觉、自信、自立、自强。

  西风东渐,送来赤裸裸的“科学主义”

  清朝闭关锁国的政策,使中华民族丧失了了解西方,平等交流学术的机会,伴随着鸦片贸易而传来的西方科技,尽管带来了人类进步的曙光,但其强势东扩的过程,也把科学主义极端自大的思想传到了中华大地。

  在李约瑟博士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前后,一些人却热衷于从“劣根性”上“反思”中华民族为什么落后了,一时间,否定国学、取消汉字、消灭“旧医”的悲剧和闹剧,不断反复上演。

  上世纪初,不少文化精英认为阴阳五行属于封建迷信,是算命先生骗人的把戏;中医是大多数人养生治病的保障,但是中医靠着阴阳五行诊治疾病,这简直就是国人的耻辱。一些人想把与中华民族相伴五千多年的中医学,打翻在地,扔到垃圾篓里,《灵素商兑》、取消中医提案等,就是新中国成立前赤裸裸“科学主义”闹剧的巅峰之作。

  1929年,少数人提出废止中医案,其中一条说中医罪状是“提倡天地通,阻碍科学化”。他说:“人类文化之演进,以绝天地通为最大关键,考之历史,彰彰可按。”把中医主张“天人相应”学说等同于巫蛊迷信,把中医当成腐朽陈旧的旧医学,必欲取消而后快,主张禁止一切有关中医的书刊出版,禁止中医办学校培养新中医。

  2006年,有人主张“以文化进步的名义、以科学的名义、以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名义、以人道的名义”,告别中医中药,并且搞万人签名,让中医药退出国家卫生体制,在民间自生自灭。

  此后,不断有人出书、发文章,说“科学是件好东西,凡事给贴上科学的标签就仿佛身价百倍。”并说科学是从西方来的,是在16世纪之后才有的,“但是在‘赛先生’进入中国,并逐渐被公认为好东西、成为正确和真理的化身之后,中医就也要来沾科学的光了。”

  这段话有两点严重的错误:其一,“科学是件好东西”是对科学的歪曲,是其把科学庸俗化、荒谬化。科学是从不同角度探索未知领域的方法、知识体系和精神的总称,但是在他的眼里竟然成了“正确和真理的化身”,是可以利用的“好东西”,也就可以把科学当棍子用。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科学霸权主义。凡是有人说中医合乎科学的,都被其列为“伪科学”,加以打击。其二,中医不但没有“沾科学的光”,反而被狭隘的科学主义者百般诋毁、反复扫荡,只是因为狭隘的科学主义不是科学,不等于科学,其能力有限,并没有推倒、打败根基深厚的中医。相反,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新近出现的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控制论、信息论、黑箱理论、自组织理论等,在中医学里找到了最为典型的力证,科学家、哲学家们努力地从中医学里寻找智慧,探索为什么在那么早的时候,中医学就可以解决很多复杂性问题,它的方法论有多少可以转化为具有现代科学普适性的原理。这是科学主义者所没能预料到的。

  自我从属,造就羞答答的科学主义

  狐假虎威,科学主义借着科学知识的传播而到处扩张,一些深受科学主义影响的中医人,对于中医学术产生了信仰危机。从进入中医学院开始,就带着质疑的目光、批判的心态接受中医知识,这与古代中医学术传承完全不同。古人学习中医,或者出于“不在朝廷之上,便在医林之中”的心态,把中医学当做济世救民的德行,或者是寿亲养老的仁术,因病结缘,或者因情结缘,步入医林,是抱着崇敬、感恩的心态开始学习中医的。

  深受科学主义影响的老师,羞答答地告诉学生们中医是古老的,也是朴素的;赤裸裸的科学主义立即补充说,古老的就是落后的,不改造就赶不上西医,就会被时代所抛弃。在这样的心态下,“王教授”学了30多年中医,教了30年中医,没学会中医辨证论治的精髓,在退休之后写出了《我负中医,中医负我》的万言长文,认为中医无论怎么说也是不科学。

  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对于“临床有效”的事实,也可以颠倒黑白,判定中医“有效而不科学”。

  有人写文章说,自己中学毕业后,开始看中医书,采过草药,也炮制过一些药,还开过方子,治过病,其中一个病例给他触动很大。一天,他的爷爷突然昏迷不醒。后来只进不出,吃了9天饭,没有排泄。家里人找来当地许多医生,但都不见好转,命在旦夕。他经过辨证,开了党参、生地、大黄、黄芩、枳壳、猪苓、泽泻、滑石,用灯心草和木通做引,抓了3剂。头一服两剂一起熬,水开即起,凉透再服。服后大约1个小时,他爷爷突然有了知觉,有要解手的表示。下午,再喂药。第二天居然开口说话了。吃完第三剂,他爷爷的病逐渐好了,还上山砍了3年柴。他爷爷对很多人说:“是我孙子救了我。”但是,这位当年的“土郎中”说:“学了科学史以后,我发现,这个‘成功’病例,用现代医学来分析可能会更准确。比如,当时我把这个病例判断为‘胃腑热积’,可能掩盖了不少更精细的东西。现在我猜,我爷爷可能当时属于轻微的脑血栓,脑血栓自动修复以后,病也就自愈了。”他认为这个例子说明,在中医的“成功”背后,可能蕴含了相当多的失败,包括病因判断模糊等。“现在回想起来,我当年给爷爷看病,肯定多开了药,浪费了钱,也破坏了本不应该破坏的生物多样性。估计,在这个方子中,有一味大黄就够了,其他都可以节约。”就是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受到科学主义影响之后,他就用几个“可能”、“我猜”、“估计”,得出来一个“肯定多开了药,浪费了钱,也破坏了本不应该破坏的生物多样性”的判断,把一个白的事实说成是黑的,借着这个事件诉说中医的罪状,不断写出《告别中医中药》、《告全国网络读者的公开信》等文章,时而赤裸裸、时而羞答答地推销科学主义。

  羞答答的科学主义善于诡辩,不仅大谈“中国古代无科学”,中国、中医所谓的辉煌历史,都是阿Q式的“先前阔”。他们歪读历史,戏说古人,误导青年。

  司马迁说“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开创中医学术集大成的扁鹊,自然就成了羞答答科学主义者选中的进攻目标。有人写了《扁鹊,我凭什么崇拜你?》,歪批历史,污损扁鹊,把中医的宗师说成是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并说:“扁鹊,这位中医药行业的鼻祖,是中医药界人人尊敬推崇的神人,因为,在司马迁的笔下,他简直就是无所不能的医学奇人。最近,重新阅读《史记》这一篇文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审视这位行业鼻祖,发现他却是一位不太光鲜的角色,多少年来,中医药界把他奉为医学神人而加以崇拜。在这位扁鹊先生学医和行医方式的影响下,使中医药的发展走上了一条神秘而怪异之路,他的一些所作所为至今还对中医药产生着很坏的影响。”认为扁鹊是个“中医盲”,但却喜欢自我吹嘘,是个“名欲狂”;扁鹊的医术是“吃”来的,使中医的学习传承方式充满了神秘诡异,中医的学习方式也一直摆脱不了“只可意会”的心悟之法;扁鹊脉学成就是“以‘切脉秀’来欺骗病人”;扁鹊的“六不治”是治病耍滑头;扁鹊行医天下“随俗为变”是“在行医过程中随心所欲,不顾实际医疗能力的医学风气,至今还大有市场。中医常常敢言‘包治百病’,或许就肇端于扁鹊先生吧?”被司马迁称颂、历来受人尊敬的宗师扁鹊被妖魔化了,并认为这样做是为了中医学的发展和振兴。这种深受科学主义毒害而不自知的人,在中医界不是个别现象。

  刘明武先生说,不读圣经的牧师见不到,不念佛经的和尚也没有,不读《内经》的中医不难找。科学主义歪曲中医历史,亵渎经典,加重了信仰危机。

  挺起中医脊梁,肃清科学主义危害

  国医大师邓铁涛先生曾经对中医界存在的“自我从属”现象,有过深刻的论述,这是对在科学主义长期压榨下出现的用西医的标准评价中医、改造中医的各种言行的高度概括。因此,他主张抵制“泡沫中医”,防止只有表面上的职称系列齐全,而实际上却中医味越来越淡,中医院不姓中、不能姓中。应该“回归中医”,坚持传统、重温经典,年轻学子们要早上临床、早跟师学习、提高临床疗效;“做铁杆中医”,尽量能中不西、先中后西,用最先进的科技发展中医;他说“中医是未来医学发展的方向”,中医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中医药学是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第五大发明、中医学的先进理论部分是未来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是以人为本的医学”、“仁心仁术”是未来医学的最高精神境界。

  邓铁涛先生在《中医与未来医学》中说:“不少治疗手段,看来对某一个病已经解除了,但会落下另一个终身遗憾。例如小孩发热,用抗菌素治疗,热退了,但耳朵却聋了。据报道,中国每年制造3万聋哑儿童;又如胃溃疡大出血,血止不了便把胃大部分切除。又如‘糖尿病足’,病在脚趾上,治疗方却把脚切掉,未能治愈又把腿切去了。这样的技术,就不能称为‘仁术’。不论现代手术已发展到如何高明的程度,但大方向肯定是错了。中医学对不少急腹症,可以用‘非手术治疗’治好。用‘仁术’来考量,这才是未来医学的方向。”一个学科的振兴,离不开理论的进步。邓铁涛先生未来医学的思想,值得大家进一步探索。

  科学主义不了解中医药的理论技术、历史贡献、现实作用与未来价值,变本加厉地提出“废医验药”的错误主张,要取消中医实行了几千年的指导理论,用定性定量分析的化学药品标准“检验中药”,不断地在各种场合、各种刊物上大肆兜售“废医验药”,蒙蔽了不明真相的广大民众,甚至按照西方的标准宣扬中医药必然被消灭,或者搞网络签名取消中医药,其危害是非常明显的。

  清代著名医学家徐大椿说“医随国运”。中医伴随着国家命运的兴衰,艰难地走过了一百多年,随着汉字顺畅地进入计算机技术的突破,世界各地“孔子学院”的建立,“岁寒三友”之一的中医,也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近代,中医学尽管不乏治疗疾病的良方妙药,也不乏使用这些技术的优秀中医,但是,中医的社会地位却每况愈下,逐渐衰落,新中国成立初期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关键的因素是评价中医的标准出现了错误,科学主义到处泛滥。

  党的中医政策得到落实之后,中医学术得到比较完整的保存,甚至在某些领域创造了世界性的奇迹,比如中医治疗乙脑、腺病毒肺炎、流行性出血热、甲肝合并乙肝、SARS、艾滋病、宫外孕、急腹症,以及针刺麻醉、防治太空病等,都展现了中医学优秀的特质。同时,在西医搭建的平台上,中医表现得更加优秀。一个中西医并重,团结合作的大好局面,充分说明了我国卫生体制在当今世界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比较好地解决人民大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中医学善于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论优势,治未病、养生保健的丰富措施,可以为世界人民的健康长寿保驾护航。

  中医学五千余年,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尽管也有花开花落,残枝败叶的季节,但是年复一年不断增长的年轮,说明其行的是“生而能成的大道”,是不断茁壮“肯定之肯定”的发展道路。中医学对于人体的认识,不是结构决定功能的“构成论”,而是整体生成论、自然生成论,所以格外看重精、气、神对于人体生命状态的重要性;它丰富的治疗手段,也是多元并举整体调节的,而不是单一靶点的化学成分对抗。中医成熟地运用了模型方法、黑箱信息调节,通过“模糊集合”把握人体动态的清晰。中医药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世界的独特医学体系,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大智慧。

  在《正确认识中医》里,邓铁涛先生说:“站在世界的角度看,举凡中医处理疾病卓有成效的方法,在外国专家眼中,都是新鲜事物,是创新。举例如‘针刺四缝’治疗急腹症的蛔虫团梗阻,既简单又速效,又省钱。在外国医家看来却多么神奇!把这一疗法放到世界医学中去,就是现代化的成果。什么叫现代化?就医学而言,不应只追求形式,不应以时间定位,应该用最少的支出,以最短的时间,达到最佳的效果,这才是世界人民对现代化医学的要求。病人住院从头到脚,做各种仪器检查,出院交费几十万,这就是现代化吗?”“但可惜的是,我们当前的医、教、研,都努力引进西医的东西以图说明中医之理论,或以西医的理论改造中医的精华,以为是在创新。这种错误的倾向,影响中医的发展已数十年了,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省。”

  2003年经历了突发的SARS新瘟疫,中医药发挥了让世人瞩目的巨大作用。在当年11月科技部举行的香山科学会议上,邓铁涛先生发表主题演讲说:“政府应为支持中医药的发展架设一条高速公路。21世纪的中医药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世界科学之林!如果认为上面的意见是正确的话,那么,目前最流行的一个口号:‘向世界接轨’,我认为错了,什么都向世界接轨,就把我们置于从属地位。21世纪是重新评价中华文化,发掘中华优秀文化的时期,世界文化的发展不能缺少中华文化的参与,东西方文化是互补性很强的两种文化,我们不应该妄自菲薄,把中华文化处于‘自我从属’的地位。那句口号应该改为‘与世界双向接轨’。中国科学家有志气、有骨气、有智慧、有能力去创造中华民族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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